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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30年前，福建55位企业负责胆发出给企业‘松绑’放权的呼吁，很快在全国上下形成共识，成就了经济体制的一段佳话，我对此印象犹深……希望你们和广大企业家一道，深刻领会、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2014年7月8日，习总给30位各种所有制的企业负责人写下了这封饱含殷殷期望的信。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的工作报告中，“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体现在专门论述非公有制经济的段落中。连日来，工商联界别委员本着对发展经济的担当、对民生的担当，经济新常态建言献策——— 锁：自主创新煤气化技术拥有广阔前景 煤炭是我国能源结构中的主要能源，同时也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然而，不容回避的现实是，受资源禀赋、径依赖和能源安全等因素影响，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地位仍难撼动。因而，清洁用煤，就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新奥董事局锁分析说，煤制气是煤炭清洁利用的一个重要方向，特别是用于替代污染物排放严重的分散用煤。 不过，锁也提醒，当前主流的煤气化技术，最初的研发设计是以生产化工品为目的，如合成氨、煤制甲醇等，在气化过程中要尽量避免产生甲烷气。在用于生产能源，如煤制气后，虽然经过“试验”，工艺日渐成熟，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能源效率低、资源消耗大的基本特性。同时，由于这些主流煤气化技术都是国外早期开发的技术，当时问题并不突出，在研发时并没有过多地考虑环保要求，随着压力日益凸显，这些“老”技术存在的先天不足，就逐渐了出来。 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内一些科研院所和企业的技术创新表明，一些新型的、直接为生产甲烷、针对国内相应煤种而开发的先进煤气化技术，如催化气化、加氢气化等技术，在用于煤制气时，无论从理论计算，还是从试验示范，全程效率可以比传统的国外煤气化技术高出十个百分点，而且水耗和碳排放也可大幅降低显示出巨大潜力。 为进一步促进煤气化技术发展，锁提出，国家要加大新型煤气化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工业化示范力度。一是结合我国煤种特性，持续支持对煤种适应性强、气化效率高、耗水量低、影响小的新一代煤气化技术和工艺的研发；二是贯彻循环经济发展，重点支持将煤气化与污水、污泥、二氧化碳等排放物资源化利用相融合的煤基循环生产技术；三是切实鼓励自主创新技术的示范应用，简化示范项目的审批流程，新事新办，并在资源、税收等方面，予以相应的政策支持，以加快自主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应用。 除了技术，锁认为，国家也应明确发展煤制气的战略定位，并制定相应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煤制气是清洁用煤的重要方向，也是未来煤气化技术的主要应用领域。基于对油气产业发展的国内外市场的战略判断，结合技术水平和承载能力，制定煤制气产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引导煤制气产业科学、有序发展。”锁说，考虑我国资源禀赋特性和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确定支持发展煤制气的基本原则，以坚定有意愿的企业和机构的开发创新技术信心，勇于长期投入。还要明确产业政策导向，将应用先进煤气化技术作为发展煤制气的先决条件,以促进煤制气产业升级发展。 锁，首先，以3-5年为产业评估周期，基于不同区域资源特点和生态要求，制定并逐次提升能效、资源消耗、影响等约束性评价指标的门槛，持续提升行业标准，以推动技术和产业持续升级，若不能满足要求，宁可放缓或甚至不发展。其次，项目准入、运营监管和后评价并重，特别是要加大煤制气项目生产运营阶段的监督执度，同时强化项目后评价工作，为制定阶梯形约束指标提供必要的依据。还有就是根据项目投运后能效、水耗、污染物排放的实际监测情况，制定差异化税费征收标准，鼓励研发应用先进技术。 雷元江：批准江西筹建民营银行 “融资难、融资贵仍然是制约民营中小微企业持续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瓶颈。”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工商联雷元江在期间告诉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尽管国务院和金融监管机构高度重视破解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中小微企业依旧是喝到“金融活水”的困难户。 雷元江分析认为，其深层次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经济和金融活动中存在系统性、体制性的结构失衡和资源错配，主要体现为金融服务与经济发展间存在若干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和矛盾。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4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122.84万亿元人民币，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86.8万亿元，是2014全国P总量63.64万亿元的1.93倍和1.36倍。 “流动性、贷款总量比重均不低，但是，大量资金并没有真正有效地流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流入金融体系内周转（空转）、房地产等投资领域和地方融资平台，造成实体经济资金供应不足，推高了实体经济企业融资成本和经营成本。”除此之外，雷元江还指出：金融机构体制体量布局与市场主体体制体量布局不匹配；金融资源区域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不匹配；金融服务与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环保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不匹配。 调整改善金融服务与经济发展间的结构性失衡和资源错配状态，逐步建立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金融经济的动态均衡结构和高效健康的资源配置机制，也因此成为雷元江今年期间的希冀所在，他也再次为民营经济发展建言。 雷元江认为，应该真正同等对待民营金融机构与国有金融机构，尽快批准第二批民营银行开展实质性筹建工作。 江西省是著名的中央苏区，与此同时，江西也是部欠发达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我批准和指导江西筹建民营银行、切实加大对江西省筹建民营银行的指导、支持和督办工作的力度。以此作为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支持长江经济带发展，建设江西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服务‘三农’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雷元江表示。 江西全境入选国家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更是农业大省。 “重点发展农业金融、生态金融，允许、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控股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各类面向‘三农’的小微金融机构。”雷元江进一步说，应该鼓励金融机构大力发展生态、绿色金融，大力创新生态金融产品，向生态环保、绿色生态农业等领域倾斜配置金融资源，更好地为节能减排、生态修复、环保产业、绿色生态农业和健康食品加工业发展提供金融服务。 雷元江最后表示，鼓励、支持金融机构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小微企业的特点，为小微企业提供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王再兴：念好老乡致富经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在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不能掉队。在构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不能没有7亿农民。 3月6日下午，王再兴委员与记者谈起了老乡话题。 王再兴委员一直活跃在扶贫开发领域中。他告诉记者：“光彩事业公有制经济人士为配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而发起的社会扶贫事业，已有20年历史。我现在思考，在经济新常态下，这一扶贫开发活动如何推进？” 目前，我国共有14个连片特困地区，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等等，这些老少边穷地区绝大多数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群众脱贫，是新时期扶贫攻坚战中的“硬骨头”。 王再兴委员是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这些年，他随中国光彩会去过不少老少边穷的地方，“我们还有一些老区没有脱贫。光彩事业还是要首选那些地方去扶贫，把观念、技术、产业带过去，也就是把造血的本事带给他们。”王委员说，民企有丰富的市场经验，配合啃下这根扶贫“硬骨头”可以大有作为。 他说：“光彩事业是造血扶贫最恰当的方式。新经济常态下的光彩企业家要有战略眼光，坚守‘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光彩，去看待扶贫开发事业与新常态下民企转型升级的结合点。” 他提到，可以探索研究培训模式：例如培训乡镇村干部，扶出他们的信心，扶出他们的市场；农村经济比较常见的是“能人”经济，培训“能人”帮助他们拓宽视野，发挥辐射效应；培训一般农户，他们市场技能。 在如何凝聚光彩事业队伍上，王再兴委员今年带来一件提案，不仅要凝聚原有的企业家队伍，特别还要吸收一批新生的民企创二代队伍，“创二代有责任把光彩事业的扶贫传承下去”。 陈经纬: “一带一”为民企“走出去”创造机遇 “‘一带一’战略的实施，是中国未来10年的重大政策红利，为民企‘走出去’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陈经纬委员认为，“一带一”战略的实施将大大改善民营企业在“一带一”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营，降低跨国经营风险，让民企通过“走出去”开拓境内外两个市场，获取更大的成长空间。 陈经纬提出，“一带一”国家战略必须由主导，应尽快出台关于鼓励和推动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侨华人及其参与“一带一”建设的规划指导。从政策层面上为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侨华人及其将自身活动与国家“一带一”战略相结合提供服务和支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重视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侨华人及其企业的实际利益，促其积极参与驻在国、地区“一带一”有关项目的建设并从中受益，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他们自身产业的梯度转移和转型升级。 同时，国家应建立对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侨华人及其参与“一带一”建设的激励机制。围绕“一带一”战略内涵，对在其中做出重要贡献的组织，及以其为主体形成的中外经济交流合作平台予以政策、资源上的倾斜和扶持，以鼓励更多商协会参与其中，发挥更大作用。 另外，在国家深化加速简政放权的背景下，深化国内民间工商界商协会“去行政化”的同时，加强对有实力进行海外合作的工商界商协会的重点引导和扶持，对有能力“走出去”的工商界商（协）会予以外交政策、海外投资、公共外交等方面权威的指导和帮助，提升其与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侨华人及其合作和对接的能力，进一步达到与国际接轨。 “一带一”战略的实施让民营企业通过“走出去”获取更大的成长空间，借此促进自身产业梯度转移和转型升级，反过来又可以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为“一带一”建设提供科技与智力支持。同时，在推动“一带一”战略实施过程中，民间商协会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具体到参与“一带一”战略，民营企业除可以以市场化方式参建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基础设施之外，还能在贸易、投资、文化与人员交流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海外华侨华人一般具有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成熟的生产营销网络、广泛的商界人脉以及沟通中外的独特优势，在实施‘一带一’战略中可以大有作为。”“华侨和华商企业既可以从积极参与所在国‘一带一’有关项目建设中受益，又可以反过来促进自身产业梯度转移和转型升级，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为‘一带一’建设提供科技与智力支持。”陈经纬委员说。 “去年9月15日，国务院批准设立了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并给予其与新设立自贸区类似的政策。国家要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重要门户’，通过这个门户使华侨华商到试验区来，与内地企业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实现更大更好的合作。”陈经纬委员对此充满期待。 陈放： 完善海外投资服务体系支持民企“走出去” “我，引导民营企业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战略，有关部门应及时发布与‘一带一’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信息和产业投资指南，促进民营企业同时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布局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今年全国，“一带一”战略无疑成为热点议题。陈放委员也希望民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可以搭上“一带一”的顺风车。民营企业通过“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这不仅是民营企业加快自身转型的有效途径，也是掌控全球资源配置主动权的关键一环。“但是，民企在‘走出去’的道上还有不少石头要搬。”陈放告诉记者。 “服务体系建立和民营企业在管理能力方面相对滞后，海外投资技术水平和抵御风险能力较低，缺乏国际化经营运作经验的高素质人才以及跨国并购实施难度较大，这都是民企‘走出去’需要面临的共同问题。”陈放如是说。 陈放就《关于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完善海外投资服务体系的》提出四个方面的，包括完善鼓励政策、搭建服务平台、建设国际化人才队伍和完善法律服务。如何引导民企融入“一带一”建设，陈放希望发挥更大作用。 “一是搭建企业信息服务网络平台，为民营企业提供准境外展览和举办项目推介会等经贸活动。二是以为依托，加强重大项目，建立以行业准确、全面和及时的相关信息与咨询服务，建立民营企业境外投资信息服务中心，系统收集国际市场行情和各地的投资信息，为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活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参考，帮助民营企业进行海外项目评估、可行性研究。” 作为民营企业的娘家人，陈放认为工商联也有的责任。“我们可以发挥工商联的作用，指导成立相关商（协）会，包括在投资国建立商会等，为商会和企业人员的出访提供更便利的条件。” 民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摩擦纠纷，增强涉外法律风险的抵抗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以及提高企业应对国际经贸纠纷能力尤其重要。 陈放，应该建立和完善法律咨询平台，让其成为服务中小企业的法律智囊团，弥补中小型企业缺少法律专业人员的缺陷。 “有关部门要为中小企业申请涉外资金做好服务，将中小企业自行参加或者参加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海外知识产权发生的交通费，境外生活费和律师费等列入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予以补助。”陈放最后说。 南存辉建言加速建立多层次投资市场体系 发展实体经济，就要进一步拓宽资本流入实体经济渠道，需加速建立多层次和全方位股权投资市场体系，引导社会资金从不同层次的市场和渠道，利用各种融资工具和产品，直接投入到实业经济领域。为此，南存辉为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出的药方。 具体而言，一是要大胆进行制度创新，推动证券市场从以筹资为主的卖方市场向以投资为主的买方市场转型，加快完善层次丰富、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的全面股权投资体系；二是打通各类市场关联关系，实现企业融资需求与资金投资需求的良好对接；三是推动各地区域股权交易市场、产权市场的联网，实现融资、投资、交易的一体化，使挂牌企业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市场化的手段寻找投资方，从而实现资产高效流动。 李书福连续3年“紧盯”出租车体制 这是李书福连续3年建言出租车体制。2013年他提出“建立统一的出租车市场准入标准与制度”、2014年提出“出租车市场监管体系，建的市场竞争秩序”，今年他的提案是“设立出租车体制试点城市”。 李书福表示，出租车问题具有行业性与地方性叠加的特殊性，需要顶层设计和地方探索之间的良性互动。多地的出租车措施和交通运输部出台的《关于全面深化交通运输的意见》，已经开始体现出打破出租车行业垄断的努力，“我们期待有关部门能够把这些实践和措施，当成一次行业的契机，乘势而上推动出租车行业。”他，有关部门应加强指导，对出租车体制提出更加务实的指导意见，使各地的出租车体制真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目标清晰。 李书福还认为，应根据不同城市的规模，设立出租车体制试点城市，进行分类指导、科学评估，带动的整体推进，最终为出租车行业体制奠定基础。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田福良 |